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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对外关系与外交史（高丽篇）》，[韩]李镇汉主编，戴琳剑、李廷青、周鵾、林金彪、成姬兰、魏晨光、王天泉译，李廷青校译，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4年
朝鲜半岛，位居东北亚之核心，乃大陆与海洋之纽带，亦为大国势力交汇之所在。此特殊之地缘环境，奠定其于东亚国际关系中举足轻重之战略地位。自古以来，此地便是各方利益交错制衡之竞技场。面对强敌环伺之外部环境，擅长外交无疑成为求生之必备技能。诚如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所言，韩国位于强国之间，必须谨慎行事，外交上力求均衡，故而应比其他民族更精于“外交”之道（《金大中哲学与对话集》）。朝鲜半岛高丽王朝（918-1392）之外交实践，恰为此理之生动诠释。
高丽时代，在朝鲜半岛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之位置，今之韩国与朝鲜，其英文国名KOREA，即源于高丽（고려）。十至十四世纪间，高丽面对东亚国际局势之纷繁复杂、变幻莫测，历经五代十国、辽、宋、金、元、明等政权之更迭与并存。高丽王朝与上述政权悉数建立外交关系，无论主动抑或被动，皆形成错综复杂之外交格局。每当东亚政治版图剧变，皆对高丽产生不同程度之影响。面对南北对峙乃至多国鼎立之中国政局，高丽如何在诸强夹缝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实为关乎国运之大事。高丽王朝非但未屈服于此复杂地缘政治环境，反而巧运外交智慧，灵活应对，转危为安，化弊为利，终获胜利。于彼风云变幻之时代，高丽成功延续五百年国祚，超越同期本地区所有其他强权。
宋辽丽三角关系图（局部）
面对复杂多变之国际环境，高丽采取灵活多样之策略以应对。契丹、女真、蒙古等强势游牧、渔猎民族，于其崛起扩张之际，皆曾对朝鲜半岛怀有觊觎之心，对高丽进行不同程度之侵犯。面对如此严峻挑战，高丽在顽强军事抵抗之同时，亦积极展开外交斡旋。因军事上未遭完败，故高丽在与彼等外交谈判中，尚能避免陷入被动。尤其于蒙古铁骑长达四十年之顽强抵抗后，高丽通过联姻等方式，与元朝建立密切关系，保全宗庙社稷，使国家得以延续。高丽之外交地位，虽常随外交关系之变化而转变，然其作为事实上独立国家之身份，却始终未变。如女真（金）初奉高丽为“父母之邦”，后双方结为“兄弟之邦”，最终变为君臣关系；蒙古（元）与高丽之关系，亦经历“兄弟”至“舅甥”及君臣之转变。高丽忍辱负重，以“输诚事大”换取生存与独立，展现其灵活应变和适应复杂环境之能力，以及外交策略之务实性。对于国际局势之不确定性，作为小国之高丽，对周边环境之变化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展现出非凡之敏锐性。在与宋、辽、金三国之互动中，高丽逐渐对各国实力对比有深刻洞察与清晰认识。1162年，宋朝明州向高丽传牒，称本朝战胜金朝并俘金帝完颜亮，高丽并未轻信，称“盖宋人欲示威我朝，未必尽如其言”（《高丽史》卷18）。对于宋朝“联金攻辽”，高丽指出“女真狼虎耳，不可交也”，奉劝宋朝“宜早为备”（《宋史》卷487）。高丽此立场固然有对自身安全之考量，然亦不可否认其对地缘政治形势判断之敏锐。
高丽徐熙与契丹萧逊宁外交谈判想象图
高丽善于因势利导，往往能将地缘政治环境之挑战巧妙转化为机遇。其试图在环伺之大国中保持平衡，臣服于辽、金、明之同时，亦努力与北宋、南宋、北元等保持联系，希冀各方互相牵制，避免被单一势力完全控制或过度依赖一方，从而保持自身之相对独立性。高丽曾谋求“联宋制辽”，然随国际形势之发展，又图借已势微之辽朝对抗正崛起之金朝，认为“辽兄弟之国，存之足为边扞”（《宋史》卷487），劝宋放弃“联金灭辽”。为摆脱元朝控制，明朝甫建，高丽即迅速遣使朝贡，与之建交，而后与明朝关系恶化时，又频繁与北元互动，互为犄角之势。正因高丽外交策略之灵活与务实，其非但未成为中国各政权争夺下之牺牲品，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此博弈之受益者。辽宋在争夺中国主导权之时，为拉拢高丽，屡对高丽成宗、文宗等统治者加封进赏，辽朝虽有军事实力，亦得对高丽威恩并施，宋朝接待高丽使臣之规格，历经“例同交趾”、“例同西夏”、“例同辽国”之不断提升，最终将与高丽之外交关系升至“国信”级别；在辽金争霸中，高丽亦伺机夺取保州等地，实现领土扩张。高丽巧妙周旋于中国对峙政权之间，此平衡外交策略使其保持相对独立性，并能在不同势力间寻得利益契合点，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展现出高超之外交手腕与灵活之应对能力。
拓境立碑图
于东北亚政治舞台之纵横捭阖中，高丽亦在逐渐认识自我、实现自我。中国各政权竞逐争霸之际，高丽统治者亦曾建元称帝，以“海东天子”自居。后随内外形势之变化，基于自身政权合法性之强化及国家生存发展之需要，高丽统治者对外主动奉五代、宋朝等中原王朝为正朔，积极融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之东亚国际体系；对内则仿唐效宋，构建起一套与中原王朝完全对等、从中央至地方之统治体制，呈现“内帝外王”之象。
头戴“通天冠”的高丽太祖王建铜像
高丽朝廷在引进中原科举制度时，亦设“宾贡科”，积极选拔前来求仕之宋人，其中不乏在宋朝已取得功名者。有丽一朝，来自宋朝被任用于丽廷之“投化官吏”为数众多，此在中朝历史上皆属空前绝后。此外，前往高丽之宋商，除商人本职外，亦身兼多职，尤其在“八关会”上充当“宋使”角色，向高丽国王进献方物，这对高丽国王政治权威之构建起到关键作用。
高丽自视非“夷”，而以“华”自居，视契丹、女真、蒙古等为“禽兽”、“藩”、“胡”、“虏”等。尤为甚者，高丽自诩为女真“父母之邦”，通过授予女真酋长诸如“归德将军”、“怀化将军”、“柔远将军”等官衔，使其定期朝贡。此举充分彰显了高丽欲构建以自身为核心之“华夷秩序”，并扮演文明教化引领者之决心。
每年十一月，八关会之盛况生动呈现了所谓“高丽式华夷秩序”或“八关秩序”。在雅乐《万邦呈奏九成》之伴奏下，宋商、女真酋长、日本进奉商人、耽罗王室等依次向高丽国王进献贡物，呈现出一幅“四方来朝”之壮丽图景。此仪式不仅象征性地宣扬了以高丽为中心之世界观，更展现了高丽提升国际地位之强烈愿望。
八关会想象图及情景再现：外国使节朝觐高丽国王
受传统华夷思想之熏陶，及东亚国际局势之激发，高丽之自尊意识日益强烈，尤以精英阶层为甚。彼等藉由诸多文字创作，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民族自觉与文化自信。李承休所著《帝王韵纪》中有“辽东别有一乾坤，斗与中朝区以分”之句，即鲜明地强调了朝鲜半岛之独特地位与自主精神；而“并与帝高兴戊辰，经虞历夏居中宸”之语，则阐明朝鲜半岛始祖檀君与中国圣王唐尧并世建国之事迹，意在彰显其历史渊源之深远流长。此外，诗中“唐肃潜龙时，游赏东山水……圣骨将军孙，有女贤而美。遂合生景康，善射无伦比”之吟咏，更将高丽王室之血脉溯源至唐肃宗，以彰其血统之尊贵非凡。李氏另于《雪中谢蓬庵相国惠玉粲》中有“圣朝本是右文朝，文物煌煌掩唐汉”之壮语，豪言高丽文治之盛已远迈汉唐。陈澕《奉使入金》中之“西华已萧索，天东日欲红”，则寓意深长地展现了高丽与宋朝东西并峙之格局，并以宋朝之衰微反衬高丽之崛起，流露出对高丽文化之高度自豪及与宋朝并驾齐驱于“中华”之热切愿景。
脱离中国钱文体系、彰显独立政权意识的高丽货币
既有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史之研究，虽成果累累，却多聚焦于汉唐或明清之世，而对于十至十四世纪辽宋金元这一关键时期之探讨，则显薄弱。然基于汉唐或明清“经验”所构建之“册封体制”、“朝贡体系”等理论框架，于宋辽金元时期东亚之世，难免陷入困境，难以足履相适。彼时，辽、宋、金、元等政权踵续争雄中原，华夷变态，风云莫测，中原与半岛双方关系，亦随之呈现出多样化之特质。汉唐以来以中原王朝为核心之“册封体制”渐趋瓦解，而辽、金、元等游牧、渔猎民族政权，则相继对其进行重塑，其影响深远，延及明清两代。故深剖彼时东亚国际关系史，对于检视并完善现有理论体系，具有不可或缺之重要价值。
时至今日，朝鲜半岛仍是各方利害交错制衡、危机一触即发之敏感地带。尽管当前东亚国际格局与千年之前高丽时代相比更为错综复杂，相关国家之实力与地位亦已今昔非比，但彼时高丽王朝所展现之生存智慧与外交策略，仍具有强烈之现实意义。高丽外交史是朝鲜半岛史乃至东亚史之重要篇章，其为理解与探究古代东亚国际关系提供了珍贵实例，亦为现代国家处理类似复杂问题提供了历史镜鉴。
对吾人而言，朝鲜半岛亦熟亦陌，吾人往往习惯于居高临下俯视之，这无益于对其进行客观认识，亦不利于藉此反思己身。鉴于高丽之战略地位，宋人曾对其倾注热情，撰有《鸡林志》、《鸡林类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等专书。今年适逢徐兢出使高丽归来撰成《图经》九百周年之际，期望此能重新激发中文学界对高丽乃至整个朝鲜半岛之兴趣与关注。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本文为《韩国对外关系与外交史（高丽篇）》中文版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