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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极简烹饪史,一文读懂舌尖上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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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小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过年期间,美食无疑是这段日子里的主角。无论是热气腾腾的年夜饭,还是甜蜜可口的节日小点,都承载着家的味道与团圆的期盼。

说到美食,就不得不提华夏悠久而辉煌的美食文化。从刀耕火种开始,到色香味形的讲究,再到代代相传的家常菜……

图/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

今天,我们不妨通过这段极简的华夏烹饪史,来细细品味中华饮食的智慧与魅力。

01

酸甜苦辣咸

古人何时开始使用调味品

“酸甜苦辣咸”,今人用它形容人生的百般滋味,而它的本义,却是中餐自古以来的五种基本食物味道。

五味的概念源远流长,《礼记》《周礼》中皆有记载,郑玄注“五味”为“酸、苦、辛、咸、甘”,既可纯粹以味道解读,也可以具体到醢、盐、姜、蜜等实物。五味调和,不仅赋予了食物丰富的层次,更见证了华夏饮食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脉络。

在五味之中,咸味的调味品——盐,可谓地位独尊。盐不仅是调味,更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早在采集渔猎阶段,先民已开始认识并利用盐。到周代,盐的生产区域逐步明确,如山东的海盐、四川的井盐等,甚至被纳入贡品体系。

《周礼》还记载,不同身份的人食用不同档次的盐,盐因此成为身份的象征。从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推出“官山海”政策开始,盐逐渐成为国家垄断的重要资源,也开启了中国两千多年食盐专卖的历史。

《清明上河图》中的盐贩。

与咸味相对的酸味,最早来源于天然的梅果。周代以前,酸味调料伴随酿酒技术的提升逐渐丰富,食醋——古称“醯”,由此而生。醋不仅成为重要的酸味来源,还因其解腻开胃的特点,成为食物调和中的点睛之笔。经过唐代的技术改良,醋的种类愈加丰富,逐步渗透到中华饮食文化的各个角落。

甜味调料则始于饴蜜。春秋战国时期,饴已是常见的甜味来源,而蔗糖的出现虽早,却因技术限制直到唐代才得到显著改良,并被赋予更高的甜度与纯度。天然蜂蜜作为另一种甜味调料,则自西周、春秋时期起便频繁出现在典籍中,用以制作奉养长辈的甜点,可见甜味自古以来便具有亲和力与仪式感。

堇鼎,西周早期,通高62厘米,口径47厘米,现藏首都博物馆。此鼎铭文显示,驻扎于北京附近的燕侯派遣堇将“饴”送给远在关中宗周的父亲太保召公奭,召公赐给来使堇以宝贝。其中的“饴”即精制的麦芽糖。

苦味虽不如其他味道常见,却在华夏饮食中自成一派。早期的苦味调料多取自天然植物,而酒也因其苦涩之味被纳入五味之中。《周礼》明确提到,酒为“苦味之首”,不仅用于调味,更常用于礼仪与医药。汉代茶叶种植普及后,茶也成为重要的苦味来源,甚至用于烹煮苦羹,开创了一种独特的饮食风格。

明·丁云鹏:玉川煮茶图轴(局部),来源:故宫博物馆。

辛味,即辣味的前身,则源于早期的花椒、姜等辛香料。《礼记》记载的“芥酱”是古人用于蘸食鱼片的佐料,辛辣的口感丰富了生鲜食材的风味。而唐代烹饪技艺的精进,使辛味调料与鱼脍刀工相辅相成,“飞刀鲙鲤,调和鼎食”成为一时风尚,辛香调味的艺术性由此可见一斑。

王象晋天启元年(1621)跋本《群芳谱》蔬谱卷1书影。其中“番椒”内容准确无误,是我国文献最早且可靠的辣椒记载。

五味调和,是华夏饮食文化的精髓,更映照了先民对自然与生活的深刻理解。从采集渔猎时期发现盐,到农耕文明中酿造出醋与酒,再到花椒、蜂蜜和酱油的普及,每一种调味品的诞生,都见证了技术与文化的进步。

酸甜苦辣咸,调的不只是味道,更是贯穿华夏饮食千年的智慧与哲学。

02

煎炒烹炸焖熘熬炖

古人有哪些独特的烹饪手法

古人烹饪的历史,是一部与火和炊具共同发展的悠久史诗。今天我们熟悉的“煎炒烹炸焖熘熬炖”,其根本前提是火的掌握与炊具的进化,而这两者的结合,正是华夏饮食文化得以繁荣的基础。

火是中餐烹饪的核心要件。《礼记·礼运》记载,火的使用让先民告别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据传说,燧人氏钻木取火,教民熟食,从此火成为饮食文化的开端。

先民初得火时,最本能的烹饪方式便是将肉串在树枝上直接炙烤,这种方法古代称为“炙”,即烤肉之意。无论是《周礼》中的八珍“肝膋”,还是北魏《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炙豚与捣炙,都表明炙烤在古代饮食中占据重要地位。

《韩非子·五蠹》记载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

炙烤之外,古人还发明了“炮”的技法。《古史考》记载,燧人氏以裹泥烤肉的方式称为“炮”,这与现代用旺火快炒的“炮”截然不同。早期的石炙法也应运而生,先民用烧热的石头加工食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烹饪方式,这在现代蒙古族的石头烤肉中仍留存着历史的印记。

烤肉煮肉图,嘉峪关魏晋1号墓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右侧男子跪坐几前切肉,案前置一盆,中央上部的四个挂钩上挂着肉,下也有肉盆,左侧火上架釜,旁边一男子在煮肉。

随着火的应用愈发广泛,炊具也逐步完善。最早的炊具可能是由树皮、竹子或动物皮制成的简易容器,后来发展出了鼎、鬲、釜、甑等经典器具。

鼎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发明,不仅是煮肉的良器,更因其与礼制的紧密联系而成为文化象征。《说文解字》称鼎为“和五味之宝器”,其地位可见一斑。而鬲作为古老的炊具,因其独特的三足设计,适合煮羹煮粥,但操作不便,逐渐被更实用的釜所取代。

左:青铜鬲,战国·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右:东汉铜釜甑,这套铜釜甑上为甑,下为釜,套合在一起。

釜的出现标志着炊具技术的一大进步。其平底设计不仅便于炊煮,也使之成为蒸煮主食和烹制副食的多功能工具。釜之上可置甑用于蒸食,这种蒸制方法开创了以蒸汽为导热媒介的烹饪方式。魏晋墓葬中出土的铜甑釜,便是蒸肉和主食的典范工具。而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提到的炒鸡蛋,则显示了铜铛和铁锅的使用,这些炊具在南北朝时期逐渐普及,为日后丰富的烹饪技法奠定了基础。

火与锅的结合,不仅拓宽了食物的加工方式,也赋予了饮食更多层次的文化意涵。从火烤石炙到炊具的发展,再到各种精细技法的演变,古人用最简单的工具创造出丰富的滋味,构建了华夏饮食的基础。

这段历程不仅体现了技术的进步,更见证了饮食与文化交融的智慧之道。

03

蔬菜的食用历史

海上的郑和船队吃什么

中国古代蔬菜的食用历史是一部与健康、文化和技术息息相关的演进史。中国人自古就重视蔬菜的摄取,将其视为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内经·太素》明确指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

早期,蔬菜主要来源于野生采集,随着农业技术的提升,蔬菜种植逐渐成为专门的农业活动,先秦时期已出现“园圃”用于蔬菜栽培。

《耕织图》第十三图“三耘” 清·陈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不同于粮食的集中化生产,蔬菜种类经历了持续的多样化发展。《诗经》已记录瓜、韭、葱等多种蔬菜;两汉时期人工栽培蔬菜已超过20种;魏晋至唐代,华北地区的蔬菜品种增加到70余种。

这种多样性不仅源于本土的栽培改良,也得益于丝绸之路带来的外来品种,如西域的胡瓜、胡荽,尼泊尔的菠菜等。菠菜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甚至被唐代文献明确记录,这体现了蔬菜传播对饮食文化的深远影响。

宋人《秋瓜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清时期,随着郑和下西洋及海外贸易的兴盛,大量外来蔬菜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番茄、辣椒、南瓜等蔬菜均在这一时期进入中国,到清末,中国的蔬菜品种已超过100种。同时,蔬菜品种的分化与改良也在进行,例如今天的大白菜由古代的“菘”逐渐演化而来,从南北朝的散叶菘到清代的结球白菜,完成了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

水果蔬菜传入中国时间表,图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保存与加工方面,古人发明了菹(腌制)和干藏等方法。《齐民要术》详细记录了多种蔬菜的腌制技术,唐代诗人杜甫亦在诗中盛赞“冬菹酸且绿”。这些技术不仅延长了蔬菜的保存时间,也赋予了食材独特的风味。在郑和的远洋航行中,这些腌制和干藏的蔬菜成为船员们的重要维生素来源,成功避免了因维生素C缺乏引发的败血症,这与同时期麦哲伦船队的悲剧形成鲜明对比。

可以说,中国古代蔬菜的生产与利用,不仅满足了饮食的基本需求,还促进了技术的进步与文化的传播。从种植到加工,再到烹饪,这一完整的系统构成了中华饮食文化的重要基石,也成为中华美食传扬四海的重要支撑。

宴饮图,中唐前期,1987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里王村韦氏家族墓墓室东壁北侧出土,可以清楚看到摆放整齐的筷子,以及置于盆中的曲柄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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