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物质？谁是我？整形、科技与身份：2025金球奖电影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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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5日，第82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获奖名单揭晓，作为2025年第一份国际级电影获奖名单，金球奖不仅是奥斯卡前哨站，也对2025年的电影内容表达具有风向标意义。对比去年的获奖电影，2025年金球奖可谓2024年“升级版”。2024年奥斯卡两大赢家《奥本海默》和《可怜的东西》分别关于科学天才和女性，今年金球奖剧情类最佳影片《粗野派》关于建筑天才；获音乐喜剧类最佳影片、女主、男主的《艾米雷亚·佩雷斯》、《某种物质》、《不同的男人》及获5项提名的《阿诺拉》，则从单一女性话题，扩展到女性、男性和两性维度，涉及整形和身体话题，置于科技语境下，带有科幻、恐怖与超现实主义色彩。

两部邪典惊悚片《不同的男人》与《某种物质》可谓“互文”，是男女版本的人类/怪物、自我/他者二元式电影。《某种物质》的女性在男性凝视的世界里，通过整容获得“更好的自我”，无论是分离出的美丽尤物，还是为供养年轻美女而被榨干成丑陋物质的女主，都是人被物化；《不同的男人》讲身处社会审美规范的男性遭遇容貌歧视，通过整容手术变成“更英俊的自我”，但无论是患皮肤病的自己，还是英俊的自己，都只是为符合剧本角色而存在的物质，也是物化后的人类。外在身体特征变化引发的内在身份认同危机，也出现在《艾米雷亚·佩雷斯》中，整形不仅改变容貌，也改变角色，厌倦男性杀戮世界的黑帮头目，既渴望成为女人获得安宁，又保持异性恋性取向，在“过去的男人”和“现在的女人”两种身份间游走，时而合二为一，也是个“不同的男人”，《阿诺拉》涉及的性工作者也围绕身体主题展开。

人类的物化与异化，出路何在？2025年金球奖的答案是悲观的。《不同的男人》与《某种物质》表现的“平庸之恶”，没有反抗物化，却在自我物化上走得更远，成为物化的合谋和帮凶，《艾米雷亚·佩雷斯》和《阿诺拉》亦无法走出社会框架，成为牺牲品。而人类物化背后，是更大的议题——科技，企图用科技投射欲望的人类，被科技反噬，才最可怜。

生成式人类，谁是更可怜的物质？

《某种物质》、《不同的男人》和《艾米雷亚·佩雷斯》，与去年获奖电影《可怜的东西》异曲同工，都涉及母体生成（Generative Matrix），即一个可生成、可再生的母体分离出或蜕变成一个新的子体，如同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无论母体与子体是在同一身体上，还是不同身体上，都有不可分割的同一性；又因通过非自然分娩的科技，成了似人非人的“物质”（Substance）或“东西”（Thing）。电影的焦点，在于如何面对自我的两面性，即如何与自我相处，和处理两个自我的关系。

《某种物质》（左）与《不同的男人》（右）

《某种物质》从衰老母体的背脊分离出子体，构成一对存在于两个身体上的母女，一个是曾经不好的自己，一个是现在更好的自己。《可怜的东西》将母亲遗体胎盘中的女婴大脑移植到母亲遗体上，形成一个母女共生的身体，如同创造这个“东西”（Things）的古德（God）所说：“她是自己的母亲，也是自己的女儿”，是成年女性身体与女童大脑的拼接。

《某种物质》中“母女”伊丽莎白与苏

《可怜的东西》中的“母女”维多利亚与贝拉

《可怜的东西》中的“东西”贝拉，被当做实验室生物对待，通过婴儿智商与成熟身体的错位，形成对身体的全新使用方式。“女儿”贝拉对身体极具自主意识，与“母亲”维多利亚遭遇的压迫形成对比，在无意识的、错位的身体支配下，造成对秩序的反向抗争，也变相救赎了母体。物质般的“东西”反倒更有人性，并不可怜，身边企图支配控制她的人，才是“可怜的东西”。

相比而言，《某种物质》的自我关系“更可怜”。年轻美丽的“女儿”苏（Sue），对“母体”伊丽莎白不仅厌恶，还对其剥削。苏对女主的剥削，其实是女主自己对自己的剥削，这种自我剥削，比以娱乐公司老板为代表的外部剥削，更残酷恐怖。苏每增加一分美丽，伊丽莎白就被消耗一分健康。伊丽莎白逐渐干瘪的躯体，就是苏剥削行为的记录和证据。苏的成功，是欲望、贪婪和践踏他人的累积。她外表愈美，内在愈丑，诚如现实中很多表面光鲜的人，内在实则龌龊肮脏。导演用更直观的丑陋物质，将抽象的邪恶内心，变得可视化和证据化，像极了奥斯卡·王尔德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

另一方面，伊丽莎白是自作自受，并不“可怜”。她被剥削的根本原因，是自己无节制的贪婪；她对苏的供养，是有目的地把苏当工具，以满足自私欲望；她也并非单方面被剥削，出于嫉妒，她也主动给苏搞破坏。伊丽莎白在追求完美的同时，也不断打压自我，不能善待自己，没有自我认同和自爱，只依赖外界的虚假之爱，就会为追求名利成功，而泯灭自我良知与善良，变成行尸走肉，可谓自食其果。诚如电影中的一位同样吃过“神药”的老年男子对伊丽莎白说：“你是不是更孤独了？她有没有把你整个吞噬掉？你只为证明你存在的价值罢了。”

谁是不同的男人？

《不同的男人》里，究竟谁才是不同的男人？三个显而易见的“不同的男人”，是脸部患病的爱德华（Edward）、整容成功后蜕变而成的英俊男子盖（Guy）、自信的奥斯瓦尔德（Oswald）。这三者是三个“不同的男人”，却也是“同一个男人”：丑而失败的自己、美而失败的自己、丑而成功的自己。

如果《某种物质》的自我关系是可怜的，《不同的男人》是悲惨的。《某种物质》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尚有曾经的辉煌；《不同的男人》一开始就输了，永远追不上的风口，宿命般的失败，如同结尾那句调侃：“我的老朋友，你可真是一点都没变。”

尝过美貌甜头的伊丽莎白，让走下坡路的自己变得更好，当更好的自己反噬时，她有力回击，虽两败俱伤，但至少扳回过属于自己的部分局面。而同样容貌焦虑的男性，在《不同的男人》视角下，比女性更难堪和无解。男主可视作当下时代失败者（Loser）的化身：总是踩不到点上，总与“正确”擦肩而过，运气绝缘体，不仅追不上下一个红利，连到手的红利都丢失，拱手让给别人。

男主的名字盖（Guy）意思是“家伙”，隐喻他可以是随便哪个人，每个人都可能是男主：跳槽后，新公司破产，旧公司崛起，旧同事飞黄腾达；失恋后，前任觅得良人，自己形单影只；出国后，国内迎来经济红利，自己却在萧条的异国漂泊。你为变更好做出选择后，却没有变好，而是更差了，你曾瞧不上的原地踏步者，只因运气垂青，就成了风口上的猪。更讽刺的是，所有决定，并非因为弱智和冲动，而是理性科学决策的结果，《不同的男人》甚至动用了高科技，一切看来正确完美。

《道林格雷的画像》（左）与《不同的男人》（右）

变成苏的伊丽莎白，再次受到大众欢迎；可变成盖的爱德华，仍不被认可，外界又把“不同的男人”奥斯瓦尔德作为他的新榜样。伊丽莎白嫉妒变得更好的自己（苏），而盖却嫉妒本来可以成为的自己（奥斯瓦尔德）。被苏暴打的伊丽莎白还能与苏同归于尽，可面对“不同的男人”奥斯瓦尔德的羞辱，盖却无能为力。眼看自己的原创不属于自己，成了别人的原创，还要在这位冒充者的援助下养伤、因他坐牢、出狱后蒙其关怀，并接受他与心爱女人结婚生子、功成名就的事实。

外形相似的“不同的男人”们 图：《不同的男人》

名字相似的“不同的男人” 图：《不同的男人》

除了三个“不同的男人”，影片还有相似却不同的名字：Edward与Oswald高度相似；Oswald与《道林格雷的画像》作者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相似；爱德华在酒吧时，一位自称Guy Gaunt的男人说认识他，手术后的盖全名Guy Moratz；盖被同事问“你杀人了吗？你究竟是谁？”，同事更愿叫他法比奥（Fabiao）。一闪而过的人物也是“不同的男人”：外形高度相似的路人、自杀的邻居与被男主杀死的受害者，以及外表难辨的女路人、酒吧招待和表情悲伤的女人。

还有个更加“不同的男人”是邻居英格丽，一个掌握审美话语权、选角决策权、“拥有男人般权力”的女编导。她喜欢弱势男性角色，而非真实的男主本人；她对男主说“按我说的去做，这是我的创造物”，诚如一些喜欢控制女人的男人；她自称男人是“她诸多情人中被抛弃的一个”，与多伴侣出轨的男性相同，《不同的男人》也是性别倒置的隐喻。

平庸之恶：不求修改规则，只求更顺从规则

尽管电影关于容貌焦虑，隐喻的其实是绩效焦虑，是现代社会几乎无人能逃避的绩效标准：成功、优秀、年轻、富有；有房有车有娃；35岁应该如何，40岁应该怎么样……标准的制定者是掌握权力资本的一方，但资本主义的毒性在于，它极具迷惑性地偷换概念，让人误以为不达标准是个人责任，而非标准本身和标准制定者。

在极具说服力的“责任在你”说辞下，电影主角们对待规则的态度，不是质疑和反抗，更未试图修改规则，而是顺从迎合规则：用科技狠活整容，内卷自己以变更好看；盖甚至为迎合女编导而二次内卷，用面具把好不容易换来的帅脸遮住，从变帅改为扮丑。

电影主角们也是当下世界多数人的真实写照，面对资本、公司、权力和政治，显出“平庸之恶”本色。将外部PUA内化为自我内卷：责令自己要变更好，选择治疗过程十分痛苦的整容科技；为达标不惜犯罪和践踏他人：伊丽莎白制造苏这个工具帮她实现野心，苏又从伊丽莎白身上嗜血以葆青春，盖因嫉妒奥斯瓦尔德而去砸场，还将愤慨发泄到无辜者身上，走上杀人犯罪之路。

大衣、蛋黄、药剂都是黄色，代表人的物化 图：《某种物质》

在资本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观当道的世界，平庸者往往不愿反抗和推翻规则，更愿在顺从规则的路上走得更远。修改规则难度大，也可能失败后一无所有；顺从规则、自我物化和内卷，却可能短期内取得更大效益：伊丽莎白通过科技分离出美丽的苏后，很快在娱乐圈再次成功；爱德华整容成盖后，马上成为地产销售冠军和形象代言人。伊丽莎白与盖的行为解释了平庸之恶的“合理性”：逃避可耻但有用，奴性有错却好用。推翻规则，虽正确但困难；顺从规则，虽错误但容易，平庸者更青睐后者。

理性选择失灵：没有美丑，只有谁在审美和审丑

虽做了大多数人都会做的“合理选择”，伊丽莎白和盖却都走上毁灭性结局，前者变成怪物，后者成了杀人犯，从丑变美，再到更丑，即“丑——美——更丑”的失灵之路。

平庸者的理性选择，为何失灵，导向毁灭？导演给出不同答案。《某种物质》的外界标准单一：只要更美更年轻的肉体，单一标准让内卷的人类无法负担压力并爆炸。内卷是虚妄的，因为达标的话语权完全掌握在当权者手中。当娱乐公司老板对“曾是奥斯卡影后”的伊丽莎白嗤之以鼻时，问题不在女主，而在于资本秩序中不再有性价比的劳动力，其一切皆可被否定，被资本需要时她是美丽的，资本不再需要时她就是无用的，像女主这样获奖累累、功绩无数却被当垃圾丢掉的人，在绩效社会比比皆是。

制定“美丽压倒一切”规则的娱乐公司老板 图：《某种物质》

《不同的男人》的外界标准是变化的。男主不仅负担内卷压力，还在阴晴不定的标准前一次次落空：当他是爱德华时被嫌弃“太丑”了；变成盖后被嫌弃“太帅”了；新标准变成“丑而自信”后，盖再次戴上面具“扮丑”，还自信爆棚地满口吹嘘，却仍不受欢迎。《某种物种》迎合的是审美文化，《不同的男人》先迎合审美文化、后迎合审丑文化。前者认为追求美貌理所当然，后者揭露追求美貌并不理所当然，追求丑陋也合情合理，美与丑不存在哪个应该或不应该，一切取决于权力——权力追求美，美就是应当；权力追求丑，丑就是应当。在权力的世界，重要的不是美和丑，而是权力在肯定或否定着美与丑。

在两性关系中掌握权力、制定和修改审美规则的女编导 图：《不同的男人》

迎合标准的理性选择失灵后，如何面对毁灭性结局？《某种物质》虽没有修改规则，却带着制定规则者同归于尽。女主变成怪物，但叫嚷杀死她的老板和观众又何尝不是怪物？伊丽莎白是扭曲制度的强化者，也是受害者，这具怪物正是扭曲价值的视觉化呈现，伊丽莎白用将血液泼向老板和观众，用自毁的方式报复上位者。

《不同的男人》是一则更残忍的政治隐喻。出狱后的男主，发现世界不仅照常运转，甚至更加嚣张，审丑者与丑人相亲相爱。男主陷入巨大的虚妄茫然，正对应了当下的荒谬世界：顺从命运，可能是被歧视的爱德华，也可能是被幸运女神眷顾的奥斯瓦尔德；主动改变，可能成为弄潮儿（在地产界大获成功的盖），也可能被时代的洪水淹没（坐牢的盖）。在兴风作浪的互联网、比特币、股票、出海、大厂和炒房热潮中，有人适时改变、飞黄腾达，有人同样改变，却只落得失败破产。人为迎合规则疲于奔命，还要被不断变换的规则当猴耍，这恐怕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权力的故意为之，是权力设计了一套让人永远不能达标的机制，而以男主为代表的平庸者，对此束手无策，无论迎合或不迎合规则，失败都是注定的。

更危险的物质

电影中一个容易被忽略，却最不该被忘记的细节，就是科技。比权力上位者更危险的，是掌握科技者，只是电影将科技的威力隐去了：《某种物质》的药物开发者是匿名的；《不同的男人》的药物研发者是未知的；《可怜的东西》的器官移植科学家古德（God），是待贝拉如亲生女儿的慈父式上帝。

电影编剧为保持故事主线，没有对科技做展开，但观众不妨大胆设想：如果科技开发者修改药物编码，《某种物质》不给营养液、改变营养交换天数、激活针失效，会如何？如果当权者知晓了科技的存在，即娱乐公司老板和女编剧得知男女主人公做过整形，或墨西哥黑帮知晓艾米莉亚其实就是前毒枭马尼塔斯，会如何？如果当权者也开始使用科技，例如女编导变相逼迫演员们去做科技整形，会如何？再进一步，如果当权者掌握了科技，娱乐公司老板买下了神药开发公司，又会如何？

整形科技  上图：《某种物质》；中图：《不同的男人》；下图：《可怜的东西》

所有设想，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当权者正在掌握科技，科技新贵已堂而皇之地走上政治权力之巅与特朗普联盟。更魔幻的是科技成长速度，远超人类学习如何使用它的速度，科技超前于权力，连规则制定者都无法驾驭科技。

除了科技，我们或许还能对剧情做另一种设想：主角不做平庸者的理性选择，不迎合规则，会如何？不整容的爱德华遇到奥斯瓦尔德，会不会获得启发，通过改变自卑而非容貌，获得快乐？伊丽莎白坦然接受老去，唾骂老板，离开公司，会不会更幸福？

2025年初始的真实世界，给了我们一个欣慰答案：拒绝顺从规则，不会万劫不复，仍能有所成就。《某种物质》女主扮演者黛米·摩尔，就在62岁的年纪获得人生第一个表演奖项金球奖最佳女主，“30年前有人对我说，我只是流量女星，只能演卖座赚钱的爆米花电影，我也真信了。这种想法侵蚀了我，让我觉得我不配当实力派，这辈子也就这样了”，黛米·摩尔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谈道。但她还是没有顺从规则，“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够成功、不够聪明，或者就是不够的时候，要知道，你永远都不会够，但只要你放下标尺，你就能看到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