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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1月13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荣休教授巴里·布赞（Barry Buzan）在“北京大学海外名家讲学计划”的线上讲座中讨论了如何重构现代时间体系。此次讲座基于他计划在明年出版的专著《现代时间线：重置全球国际关系历史分期》（Timelines for Modernity: Rethinking Periodization for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5)，旨在为国际关系的历史分期提供一个更具全球视角的替代方案。
他提出，全球政治经济“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巩固和式微的历史贯穿了过去两个世纪，将全球北方与南方关联在了一起，而我们似乎正处在世界秩序深层多元化转变的关键节点。
以下是巴里·布赞的口述，由主办方“和平实验室”（微信公众号：Peace_Lab）整理，原题为“国际关系需要怎样的历史？”。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荣休教授巴里·布赞（Barry Buzan）
以西方为中心的时间体系
大约十年前，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和我撰写了几篇论文。我们的核心论点是，国际关系学科对时间体系的划分缺少深刻考量，其划分标准植根于欧洲中心论，将西方历史视作世界历史。这样的划分不仅深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还特别强调大国战争和随后的和平协议，将战争视为大国重新分配权力、推广自身价值观体系的机制。
因此，我们有了一些广为人知的历史节点：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1815年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的终结，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落幕，以及1990年前后的冷战的结束……
这些事件几乎完全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学科通常基于这些日期进行研究，却很少思考这么做的原因或后果。然而，这种分期方法已经深入学科的组织、教学和对历史时间线的思考中。时间体系的划分本质上是一种理论行为，需要运用特定的标准来界定重要性，因此分期是构建特定史事的方式。人们讲述的特定故事，总会反映出一些选择，这些选择通常带有政治或意识形态色彩。
当我们采用西方中心主义的时间划分时，往往将战争置于首位，而忽略了政治和军事领域之外的重要事件。比如，除了从大国战争的角度，我们难以了解到19世纪工业革命的全貌，以及19至20世纪社会和政治的各种现代性变革，这些事件在现有体系中往往未被记录或关注。因此，全球南方的利益和历史也遭到了忽视。在我看来，国际关系学科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转型期，尝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努力将更多元的历史、文化和视角融入其理论之中，但目前的方法显然还不够成熟。
“中心-边缘”结构的起落
我们如何摆脱这种以欧洲或西方为中心的时间体系，转而采用一种有助于深入思考全球国际关系的新方法？有人可能会建议，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全球南方的时间体系。但这样做仅仅是从相反的方向重复之前学科中的错误。而打破这种错误的关键是找到一套更为均衡的分期标准，全面反映整个国际体系，包括全球北方与南方。
在我看来，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叙事是全球政治经济“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巩固和式微。这个叙事贯穿了过去两个世纪，将西方或者说“中心”地带，以及所谓“边缘”的全球南方地区联系起来，展现它们作为一个相互关联和整合的故事。
为了建构这样的替代性叙事，关键是讨论领域（sector），常见的领域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的划分不是固定的，是一种简化和组织讨论的分析工具，同时我们需要意识到真实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杂乱的整体，事物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分析中，我们需要逐一审视每一个领域，采用一定的标准来标记基准日期（benchmark date），即反映变化和延续的重大节点。比如，在政治领域，可以观察意识形态的起落、权力关系的改变；在环境领域，可以观察生态系统、大气层、岩石圈的变迁……
这样一来，我们会得到大量的日期。由于不同的领域以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接下来需要寻找跨领域的基准日期群集（cluster）。我将这些群集分为三个层次：主要群集（primary cluster）是同个地方多个领域同时发生的多项重大变化；次级群集（secondary cluster）的规模更小；第三群集（tertiary cluster）则可能只是孤立的单一事件，看似重要，但实际上较为独立。我们还可以观察次级群集和第三群集如何分布在主要群集确定的大方向上。
在我想建构的全球国际关系时间线里，有三个主要集群，或者说三个主要结构点（structure point）：1840年代，1970年代，和带问号的2020/2030年代。最后一个结构点之所以打上问号，是因为我们很难以一种超然和客观的方式审视自己所处的时期。
我认为，1840年代是“中心-边缘”世界秩序首次被确立的时期。在经济领域中，最初以英国为核心的工业力量迅速扩展到主要的欧洲国家和美国，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集群，这个集群随后包括了俄罗斯和日本。到了19世纪中后期，其综合实力已远超全球其他国家，它们轻松地构建了世界秩序、全球经济和殖民体系。这一集群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和生产优势，财富和力量远超世界其他地区，变革发生得极为迅速。这也是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fic racism）盛行的时期，这种思想成为了西方白人世界的主流。技术上的巨大差距开始显现，典型的例子是1840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英国凭借先进的技术和更有效的军事组织轻松击败了中国。这便奠定了殖民主义的基础，由于明显的力量和财富差距，少数国家轻而易举地征服和占领了其他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开发其资源和人口。
1970年代是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开始走向终结的关键节点。在军事上，全球南方和北方恢复了一定的力量平衡，这一变化基于非对称战争的策略，尤其是游击战术。1975年，这种战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标志性事件就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遭遇失败，最后的欧洲帝国葡萄牙帝国也在非洲的游击战争中被击退。这个时候，中国和印度也拥有了小规模的核威慑力量。这种非对称战争的形式使得全球南方国家无需取得与西方同等的军事力量，便能结束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殖民主义。在经济领域，这一时期见证了现代化的第二轮浪潮，“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为人熟知。中国内地在70年代末也加入了这股浪潮。这说明全球经济中心在扩张，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现代化，并学会了如何在不动摇本国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工业化。在社会领域，政治宗教（political religion）的复兴也日益明显：1979年伊朗革命爆发、印度教价值观成为印度政治的核心议题、基督教右翼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显著增强……
2020年代，原来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朝深层多元化（deep pluralism）的方向转变。在这十年中，一些颠覆性的技术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生存现状。比如当前广受讨论的人工智能，这种技术的出现意味着我们的星球上将会存在两种高级智能物种，这将深刻改变人类对自我身份的思考。生物技术也在迅速发展，我们将在某种意义上获得控制进化的能力。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里，很有可能会出现“改进版”的人类，人类将有改造人和未改造人两类。而且，我们正在逼近地球承载能力的极限。目前我们的行动远远无法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1.5℃甚至2℃的范围以内。这意味着人类文明将经历巨变，海平面会上升，洪涝、飓风等灾害会增加，农业种植范围也会受到影响，等等。
以上便是我为全球国际关系提出的新时间线的主要框架。我们还可以考察次级和第三群集，这些群集虽然本身并不构成巨大的转折点，但它们暗示了事物的发展趋势，对主要基准日期进行了补充。比如，18世纪末的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以及海地革命。它们催生了民族主义和民众主权的概念，从而开始瓦解以君主制和王朝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合法性。同时，这也是法国发明大规模征兵制的时期，这种做法从普通民众中征召了庞大的军队，取代了小规模的精英职业军队，从而在拿破仑战争和革命战争中显著改变了战争的面貌。这一时期出现了观念、政治甚至社会现代化的开端，但没有像1840年代那样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现代化。
多元化与共同体
总的来说，新的时间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过去200年历史的不同视角。尽管这200年的历史事实未变，但这种分期方法强调了一些不同的事实，也体现出了我们当前的关切。我认为新的分期至少能带来四点启示：
第一，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或者说“中心-边缘”结构正在快速地走向终结。目前，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国家正在步入大国行列，从“边缘”走向“中心”。世界不再普遍认为现代化必然导致西方化，不同的文明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发展现代化。这种变化意味着我们迫切需要重构政府间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产物现已显得过时。
第二，我们正在步入深层多元化的时代，而深层多元化不一定导致冲突。尽管能将深层多元化推向一种冲突形态，但这并不是必然的，我们仍有其他选择。
第三，我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眼下挑战的艰巨性。我们面临两场同时发生但没有因果关系的危机。一方面，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走向结束，新秩序正在出现，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权力转移。许多国家之间处于冲突模式，相处方式不够有效，全球治理因此变得薄弱且困难。另一方面，我们还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维持现状已不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第四，在道德和身份认同的层面上，我们需要在保持各自文化和文明的差异性的同时加强人类的身份认同。这种差异性是我们历史的深刻遗产，是不会消失的，人们珍视这些身份并坚定地维护它们。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在感觉自己是西方人、美国人、中国人、印度人或其他任何身份与感觉自己是人类成员之间选择其一，不存在必然的零和游戏，我们都能够拥有多重身份。我们需要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同为人类的身份认同，这不仅是为了应对日益艰难的现状，更是为了承认我们对后代的责任，我们需要为后来的世代留下一个他们能够生活、追求进步和发展的星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