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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孩子使用手机，是社会、学校和家长这三方的共同责任。
撰文丨张明扬
这几天，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向全体师生发出了一封《关于合理使用社交媒体倡议书》，建议 " 同学们在 16 周岁之前，尽量远离社交媒体，不注册社交账号 "。
图 / 网络
倡议书一出，在中国舆论场引发了不小的反响。支持声当然很多，但质疑声也不少。有些人质疑其合理性，孩子使用社交媒体是否能一禁了之；有些人则质疑其可行性，以今时今日国内孩子对网络的沉浸度而言，说禁就能禁吗？
但我仍然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大胆且有价值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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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随着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的炮轰，社交媒体本就处于前所未有的舆论漩涡中。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对社交媒体乃至互联网平台的 " 资本属性 " 抨击力度很大，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政策一度也在这个背景下行峻言厉。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舆论场对 " 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络 " 这个话题却表现得异常宽容。
这可能是国内与西方对社交媒体态度的最显著分野。
这两年，发达国家针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正在掀起一场监管风暴。
2023 年 6 月，法国参议院立法，要求社交平台为 15 岁以下未成年人创建账号时必须征得父母同意。
2024 年 3 月，美国佛罗里达州签署法案，规定该州不满 14 岁居民不得开设社交媒体账号；14 岁以上未满 16 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需要获得父母同意。
2024 年 6 月，西班牙政府提出了一项法案草案，禁止 16 岁以下青少年访问社交网络。
自 2024 年 9 月起，荷兰各地小学课堂禁用手机、智能手表和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
图 / 图虫创意
最震撼的是这几天澳大利亚的大动作。
11 月 28 日，《2024 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在澳大利亚参议院获得通过。法案的核心是，16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获得家长同意，也不能使用大多数社交媒体平台，违规的平台将被最高可处以 4950 万澳元（约合人民币 2.3 亿元）罚款。
由此，澳大利亚成为全球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立法最严的国家。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 阿尔巴尼斯力推这一法案，声称 " 社交媒体正在伤害我们的孩子，我要终止这一切 "，" 我希望孩子们能够放下他们的各种（电子）产品，到足球场、游泳池和网球场去。希望他们能与真人交流 "。
澳大利亚的这一最强监管法案，尽管在欧美引发了巨大争议，但在政治议程中，却取得了近乎压倒性的优势：澳参议院以 34 票赞成、19 票反对通过，众议院以 102 票赞同、13 票反对过关。
也就是说，争议固然存在，但外界可能高估了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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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澳大利亚在国家层面的立法，杭州只是一个学校发了没有任何约束力的 " 倡议书 "。
在中国舆论场上，对社交媒体的批评往往集中在 " 资本属性 " 和 " 非理性民族主义 " 这两个方面，唯独缺少了 " 孩子能不能用社交媒体 " 这个重要唯独。
在本质上，中国社会更像是一个 " 厌童社会 "。中国的孩子或许是被重视或宠溺的，但这仅仅是家庭层面的，而置于更大的社会层面，中国社会倾向于认为 " 育儿是每个家庭的私人事务 "，政府和国家不必承担太多的责任。在公共政策上，这导致了儿童福利的严重匮乏，而鼓励生育也往往流于口号，口惠而实不至。
图 / 图虫创意
也因此，国内舆论场在讨论重要公共议题时，往往 " 不屑于 " 将孩子这个维度纳入考量。
在儿童使用电子产品、社交媒体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公共舆论或许也认为孩子应当减少使用，但也倾向于认为 " 这是每个家庭的私人事务 "，应当由每个家庭独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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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带来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据我的观察，家长管控孩子使用社交媒体、打游戏乃至更广义地使用电子产品，不仅效果不彰，更极易成为亲子关系的炸弹。
沉溺于电子产品的孩子往往会认为，父母正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上，就是因为他们 " 专断、不开明、不愿意倾听孩子的内心需求 "，因此才会管自己用手机。
这就和育儿一样，当公共政策缺位与失语，将所有压力都交由父母或家庭承担，任凭他们孤军作战，注定是一地鸡毛。
有人说，无论是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的倡议书，还是澳大利亚在国家层面的立法，都缺乏可行性，最后还是管不住孩子使用社交媒体。
这样说的人，很可能并没有管控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 " 实操 "。
十几岁的孩子，面对父母或许是叛逆的，对父母的说教更是不以为然，但如果是学校出规定，国家出政策呢？
他们还会认为是父母落后于时代，所以禁止他们玩社交媒体吗？
他们还会认为是父母和自己对着干吗？
他们还会认为玩手机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图 / 图虫创意
国家出台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政策，最重要的目的本来就不是 " 实操 "，而是发表一种明确的态度。
家长有了来自学校和国家这种态度的支持，实操起来才更有底气，尤其是更不容易激化自己与孩子的矛盾。
家长大可以 " 鸡贼 " 地对孩子说：" 我们也不想逼你，但这是国家（学校）的规定，我们只是不想违法，难道你想违法吗？"
在澳大利亚的相关立法中，没有任何对孩子或家长的 " 违规惩罚 "，而是将责任压给社交媒体平台，最高可处以 4950 万澳元的罚款。这也意味着，这一政策几乎不会真实地倾轧 " 个人自由 "。
那些用个人自由来说事的，大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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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重点是：教育，是全社会的公共事务，而不仅仅是家庭的内部事务。
政府与学校出台一些限制或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电子产品）的规定，将显著增强父母与孩子博弈的能力。
有人说，澳大利亚这项政策太严了。
或许吧。
中国完全可以出台一项没这么严的政策，比如变 " 禁止 " 为 " 限制 "，但核心是，严一点宽一点都不是问题，但你要出政策啊。
我不支持决大多数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政策，但对儿童的除外。毕竟，这是国内的短板所在。
从公共舆论，到公共政策，我们都必须即刻改变那个被证明滞后于时代的观点：育儿与教育只是家庭事务。
公共政策的参与，也是一种对育儿的 " 解负 "。
我们需要让未成年人明白：限制你们使用社交媒体（电子产品），不单单是你们爹妈的决定，更不是爹妈和你们对着干，这是全社会的公共决定。
管控孩子使用手机，是社会、学校和家长这三方的共同责任。
在立法层面，应当积极学习澳大利亚与欧美社会的实践，未必要那么严，但得做。
在学校层面，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做得很好。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教育，应当尽可能地去电子产品化，不要动辄给孩子布置基于电子产品的作业。这样做，学校和老师或许省力了，但将给家长的管理施加更大的压力。
在家长层面，国家如果出台了澳大利亚式的 " 禁止 " 法案，你们也可以有自由裁量权，根据自家孩子的需要，该禁止的禁止，该限制的限制。
图 / 图虫创意
家长也应更加 " 自律 "，尽量减少在孩子面前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打开一本实体书，装也得给我装下去。孩子小的时候，很多父母为了省力，往往习惯于将电子产品扔给孩子。等到孩子大了，才悔之晚矣。
对此，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也提出了 " 建议家长和孩子一起戒断手机 "。
孩子沉溺于电子产品，已经是中国父母的锥心之痛，时有孤立无援之感，在救救孩子之前，社会与学校也 " 救救父母 "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