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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日常生活史？日常生活研究的理论取向何如？近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常建华教授新著《众生百态：清代刑科题本里的“打工人”》（以下简称《众生百态》）出版，由现实回顾历史，从当下追寻过去，意图反映清代社会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2024年11月2日，在北京万圣书园，常建华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万圣书园主理人刘苏里一同围绕相关话题展开对谈。
活动现场
从社会史到日常生活史
刘苏里：三十余年前，冯尔康先生与常建华教授合著的《清人社会生活》付梓，到今天《众生百态》这样一本小书出版，从上世纪到现在，社会史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知识树体系。对读者而言，如果不能对这个学科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厘定，则难以对这本小书做一个准确的阅读及知识定位。在这个体系中，大量新兴学术理念不断涌现，社会史、社会生活史、日常生活史、历史人类学，常教授，您是如何看待及区分这些学术理念的呢？
常建华：首先，我想就这本小书作一个简短的介绍。就我个人的学术经历而言，我专研社会尤其是社会群体史，对普通民众比较关心，但同时，我又关心社会上层，对于康熙皇帝也有所研究。我觉得历史可以依群体划分成不同层面，普通民众与皇帝都值得学界关注，进而反映的社会是一个层面，国家又是一个层面。一位学者既对上层有研究，也对下层有研究，既研究国家，也研究社会，这样的学者思考应该比较全面，看问题也会比较周到，讨论问题也不会过于单一。这本书是我利用刑科题本对清代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研究的一个尝试，期待孟老师对这本小书提出批评。
刚刚您提出的命题作文，即对于社会史的学科定位有疑惑，现在我自己也偶尔有之，如社会史、社会生活史，日常生活史、历史人类学，我觉得不大好定义。简单言之，社会史是一个伸缩性比较大的概念，宽窄相济，从宽的方面而言，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都可以融入社会史中；但从窄的方面，社会史还是研究社会人群的历史、社会关系的历史，应该说这方面的历史属于社会史。至于社会生活史亦有此特点，一方面它可以宽泛到研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精神生活等各种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又可以窄化到人际关系这种社会生活范畴。日常生活史聚焦于人的具体活动，偏向于生活中反复出现的，跟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层面，所以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日常交往等话语。历史人类学，则与人类学有一定的交叉，从这个意义上，它比较强调研究者把现实观察、田野实践和历史文献结合，进行研究。如果在这四个领域之间寻找公约数，我认为交集是人际关系，因为只有人际关系构成社会，构成一个人的生活基础。这本小书的基础史料是刑科题本，但组织史料的依据即是人际关系。
孟宪实：《众生百态》这本书不仅仅观照人际关系，还涉及国家与社会关系。虽然书中具体案例都是来自基层社会，反映社会生活百态，但是呈现的形式是刑科题本，它已经变成国家级的司法案件，背后所牵涉的问题即是国家如何运用司法干预、处理社会冲突。因此，除众生百态外，尚可以从书中的具体案例中，发现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在民间社会具体运作的细节。因为案例的丰富性，所以这本书可以呈现从社会到国家多重面向、涵盖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多条路径，如果用现行学科规范去强行给它下定义，我觉得效果可能不太理想。
国家在场与社会生活
刘苏里：国家与社会关系被二位教授屡屡提及，那么是否可以将它化约为按照我们理解的统治阶层、被统治阶层，以及被统治阶层之外的阶层，即是俗语讲的人上人、人下人、还有贱民，不同主体发生关系。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统治阶层或者人上人，是通过何种机制与渠道，同一个离他们极其遥远的下层民众发生关系。另外，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通过阅读你们的著作，除对这种关系的知识性获取外，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会有何种启发？
常建华：研究历史要进入具体历史情境中，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这本小书虽然主要讲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仍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状况，以及发现在社会之上，跟社会有联系的国家“力量”。比如“以煤为生”这个案例，宋以后，煤的使用逐渐增多，至清代已是煤柴并用的时代。清朝人口膨胀，为因应燃料需求，民众从事挖煤、运煤、卖煤这样一个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从挖煤出发，即需要思考挖煤是否合法，国家是否允许挖煤。根据清代政策，挖煤需提前申请，不能影响他人，不能在政府封禁地区挖煤。因挖煤发生的命案纠纷，已经进入国家的、中央的视野，可以让我们由下而上观察国家的矿业政策在民间社会如何实践与落实，从而发现国家在场与民众日常生活。
另外，表面上本书仅是民众日常生活琐事的缀连组合，但进入案件的具体情境后，会进行相应思考，比如案件双方的纠纷是否值得。另外，从诸多案件中可以发现民众守望相助等美好一面，也可以发现民众恶语相加以至发生血腥命案等丑恶一面。生活是一个万花筒，每个人都会观察到许多现象，也会根据自己的立场，设身处地地得出不同的看法。
孟宪实：从时代性而言，尽管本书聚焦于清代下层民众，但可以相应延长，大抵是中国古代后段长期以来下层民众的实际生活状态，具体、丰富、生活化的清代刑科题本所反映的民众基本生活状态，可以给各个时代提供提示。从地域性而言，除篾匠需以竹为材，对环境有所要求外，其余案例在地域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覆盖地域范围比较广泛，从而展现了社会生活的统一性。
如果再回到人际关系上，诸多案件都有对涉案双方是纯粹雇工关系，并非主仆，相坐共食的强调，表示清代的雇工和雇主是平等关系，由此追问，则会联想到在历史的某个时期，雇工相当于奴仆，这种关系变换的背后一定隐含着社会变迁和进步。另外，民众在组建经济实体，如豆腐坊或矿场时，也有股份制的因素，从而发问，这是一个新出现的事物，还是自古就有的传统，也就可以和诸如现代化等宏大命题相连接。该书揭示的案例从时空性、人际关系等方面都值得深入挖掘，为中国史学，不止清朝的历史，而是为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提供很多讨论。
常建华著《众生百态：清代刑科题本里的“打工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24年7月
帝王将相的历史还是人民的历史
刘苏里：我相信我们的史家除了兢兢业业做学术，也有为今天的人写史的期待。那么顺着孟教授讲述的现象，如果说结出果实的话，我们可以追根溯源至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常有这是一个伪命题的说法。在人的阶层层面上，如孟教授您做的武则天、丝绸之路等等研究，还是在写上层的历史，人上人的历史，就我们的个人经验而言，他们很重要。那么常教授这本书是在写人下人，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研究于历史本身的意义何在，我们怎么认识所谓人民推动历史，或者日常生活怎么推动历史，它除了反映现象之外，又是如何推动历史，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又如何共有历史？
常建华：历史的大人物，所谓人上人，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重要，对历史影响巨大，但毕竟是普通民众构成了人类的主要部分，他们的作为对历史也有影响，因此历史的推动是一种合力，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如孟教授所言站在中古史的角度上，注意到雇主和雇工强调有无主仆名分，这个就是中国历史一个演变的大势，也是明清和中古断代不一样的地方，这一转变即是发生在所谓的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阶段。明朝曾在法律上讨论雇主和雇工的身份问题，并多次修改律例。起初，在古代身份划分中，官民是一条界限，如果你被雇的是官家，那呈现的就是主仆关系；如果你受雇的是民家，也就没有主仆关系。伴随时代发展，除身份是考量因素外，还要看雇佣的时间长短，雇佣时间短，雇工人和雇主之间人身依附关系弱，也就没有主仆关系。万历朝之后，身份、时间都不再那么重要，更多的是遵从雇主和雇工所订立契约，如果契约是主仆关系，即是主仆关系，反之亦然。结合刑科题本，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古到明清，人身关系松弛化，相对而言劳动者越来越自由，这是一个社会向前演进的思潮。
另外学科之间各有特点，孟老师研究的玄武门之变，一个惊心动魄的历史时间，读者阅读很有趣味，亦可以调剂精神，获取历史知识。但是从生活的角度来讲，距离普通民众还比较远，从我们普通人的角度出发，读史无非是从个体生活角度，怎样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顺畅，对生活的理解更为准确，从这一点来说，人下人的历史亦需得到更多关注。
孟宪实：从身份制度的角度出发，唐朝是有明确的身份制度的，身份是与生俱来的。在唐代，奴隶不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也不可能和别人签约，或为家奴，或为官奴，法律身份界限比较强。所以，自中古至清朝，从现有资料为依据，人的自由度确实在不断提高。另外，在对谈中屡次出现的“人上人”这个概念，如果从唐朝的法律讲，是没有法律意义的人上人群体，法律没有赋予其凌虐乡里的特权，这个行为本身就犯法。因此，人上人是我们日常的说法，是文学的形容，更多是对某些不平等社会现象的一种讽刺。所以从法律意义上讲，人类还是有进步的。我们是希望它进步更快一点，但是进步本身即是一个历史事实。
古典社会的惊险跳跃
刘苏里：从一个宏观的长时段来看，进步仍然是趋势。但是，如果进步没有形成阶段性成果，并通过制度固定化，那么很难结出硕果，所谓的硕果，按现在学界的话语，即是古典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分界线，从古典社会到现代社会，需要经过惊险的跳跃，否则就是在古典社会的延长线上自我重复。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二位教授所研究的即是鸿沟一侧的政治、经济、社会，那么我们如何看这种演进抑或跳跃所带来的不同成果？
常建华：首先，各个朝代、各个历史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点，但同时我们又会看到传统王朝很多相似点，甚至产生历史循环论这种认识，而这就是历史的迷雾。中古的门阀士族，元朝蒙古人统治，明代汉人政权，清朝“首崇满洲”，朝代更迭，统治者变换，对国家政权的特点、意识形态、组织形式、治理方式皆有影响，因此从大历史的角度，不同王朝有很大的差异性。但如果从民间社会、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我们会看到民众生活原理的因循守旧与暗合相通。在帝制王朝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民众属于弱者，目前人类学界“弱者的武器”一词频频出现在历史学界。所谓内在社会逻辑抑或国家内在于社会，这个内在逻辑中有很多即属于弱者的反抗。弱者反抗的目的就是生存，为了生存，人和人，人和国家之间产生关系。我们不可低估中国的民间智慧，日常生活中，民众作为弱者，了解、讲述他们的生活方式，即是发现他们的智慧。在这个层面上，传统和现代的分界线似乎又不是那么明显。
孟宪实：我这学期上一门政治制度史的课程，从制度的角度还可以研究出一些问题，比如说先秦时代，中国是贵族时代，政治为贵族政治，强调上下尊卑、等级秩序，同时期的埃及、两河流域、抑或希腊罗马，也基本是贵族制，可以说人类国家政治的早期形态基本都是贵族政治。中国经过春秋战国五百五十年的变迁，到秦汉就不再是贵族社会，更多的强调平等性，而西方到资产阶级革命才终结掉贵族政治。
从人才选拔的角度，自汉武帝开始的察举制，按地区人口数量提供当官指标，这个从近现代意义上讲，是一个很现代化的制度。从汉代的察举制，到隋唐的科举制，唐代亦按人口比例分配政治资源，这完全是可以看作中国古代政治资源比较平均的一个表现，所以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说秦汉体制有现代性，即是指此。从秦汉到明清，尽管中间会有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徘徊反复阶段，但主体仍然是士大夫政治，也是中国古代两千年的常态。中国古代的社会，不用先进、进步这种说法来考量的话，那说它具有比西方更强烈的平等性，应该还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古代中国比同时代的西方肯定是更舒服一点的。当然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形势有所转换，这也是历史的常态，并非一时强大，就会一直强大。
刘苏里：今年五月份，澳门大学王笛教授做客万圣书园，就成都的市民社会进行对谈，他对此话题有深研，未来还会有机会来讨论这个话题。就今天所讨论常教授的这本书《众生百态》，它也是研究的市民、或者说常人、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在大的研究层面，与北京大学赵世瑜教授的研究大概在一条线上，只是呈现的方式不太一样。如此来看，基层社会的研究尚有广阔空间，以发现更多“庶民历史的社会纹理”。
